查分方案

笔记本屏幕上，零号已经开始逐行输出查分系统的技术方案。

陈远盯着屏幕，手指放在键盘上，却没急着敲。

窗外风还在吹。葡萄藤的叶子沙沙响，比刚才小了一点，但没停。远处某扇窗户被风撞出的声响还在，一下接一下，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东西。

零号给出的方案很完整。拨号脚本的时序控制、页面抓取逻辑、准考证号校验规则、成绩缓存方案、线下排队动线设计、防拥堵预案，甚至包括“建议收费五元，家长心理价位上限”。每一条都清晰、可执行，像一本1999年的技术操作手册。

陈远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技术本身——拨号脚本的时序参数合理，页面抓取逻辑能跑通，准考证号校验规则覆盖了省内所有地区编码。专业判断：零号的方案在技术层面无误，执行可行性高。

第二遍看那些非技术的东西。

“成绩缓存方案”——零号建议将查询过的成绩数据缓存在本地，避免重复查询浪费拨号时长和话费。从效率角度看，这是最优解。1999年省招办网站可能连验证码都没有，页面结构简单，缓存数据几乎无技术门槛。

但陈远盯着这一条，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几秒。

1999年没有网络安全法，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甚至连“隐私政策”这个词都没人听过。但这不代表可以随便缓存考生成绩。查分服务放在培训班，不是放在机房里——培训班二楼那间教室，平时学员进进出出，机器共用。缓存数据一旦泄露，责任全在培训班身上。

到时候不是“好心办坏事”能糊弄过去的。家长不会听你解释什么叫缓存、什么叫数据泄露。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孩子的成绩是从你这里流出去的。

陈远用指尖敲了一行字。

「缓存方案不要。每条成绩查完立即关闭页面，不做本地存储。在查询电脑旁边贴告示：成绩仅供本人核实，培训班不留存数据。」

零号沉默了一秒。

光标跳了一下。

「判断合理。风险规避优先于效率优化。但会增加重复查询时的拨号时长和话费成本。预估每例重复查询增加拨号等待时间12-18秒，按单日100人次计算，额外话费成本约3-5元。占总收入比例提升约0.4%。」

「话费成本方老板扛，数据泄露风险我扛。选前者。」

敲完这行字，陈远靠在椅背上。

椅子是木头的，靠背很硬，硌在肩胛骨上。他盯着屏幕上那行字——“数据泄露风险我扛”。这几个字是他自己打出来的，但放在那儿让他看了好一会儿。

一个前世被裁员、被轻视、被公司一脚踢开的程序员，在1999年的深夜里，盯着零号给出的技术方案，做了一个减法。零号很聪明，是有些边界零号给不了。

他可以告诉你怎么做最有效率。但“出了事谁负责”这道题，陈远得自己背。

这种判断不是从技术手册里长出来的。是从前世被晾在裁员名单上、被人事部用“优化”两个字打发、在出租屋里看着银行余额往下掉的那些夜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他把方案里的“缓存方案”整段删掉，逐条检查其他部分。流程设计没问题，拨号脚本的容错机制合理，线下排队动线和他脑子里想的差不多。准考证号校验规则保留，但加了一条：只查省内准考证号，外地号不予受理——不是做不了，是不想把事情搞大。

查分服务在别人看来是个便民服务加赚钱机会。在陈远这儿，它首先是个不能翻车的事。

翻车的代价，他前世付过一次。这次，不行。

窗外风声停了。葡萄藤安静下来。

陈远敲了最后一行字：「方案确认。明早打印，带培训班。」

零号界面闪了一下，补出一条：

「方老板今日反应：从被动配合（早上）到主动要求（晚上电话）。情绪驱动从‘观望’转为‘抓住机会’。建议明日见面时明确查分方案的技术边界和风险承担分配，避免执行阶段因责任不清产生摩擦。」

陈远看了一眼这句话，把笔记本合上。

关灯。黑暗中，窗外那扇被风吹动的窗户最后响了一声，停了。

1999年6月28日，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

距离“明天来”，还有不到八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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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陈远骑着自行车去培训班。

六点四十分。新华路上还没什么人，只有环卫工人在扫街。竹扫帚刷过水泥路面的声音很规律——刷，刷，刷——每隔两三秒一次，像节拍器。空气里有头天晚上下过雨之后蒸起来的泥土味，混着早点铺子里飘出来的油条味儿。

自行车链条有点松，每踩两圈就轻轻磕一下链盒。陈远没修——不是不能修，是这动静反而让他脑子清醒。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的安排：上午把查分方案跟方老板碰一下，中午跑一遍全流程模拟，下午贴通知。如果时间够，晚上再测一次拨号脚本的稳定性。

拐进培训班那条巷子时，他看见一个人靠在楼梯口。

马小军。

穿着件皱巴巴的蓝色T恤，手里拿着一张纸。看见陈远骑车过来，他站直了。站姿和上次在课堂上不一样——那次他靠着椅背，两条腿伸得很长，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样子。这次背挺得有点僵，拿纸的手放在身前，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攥着什么。

“陈老师。”声音比上次上课时紧。

上次他在课堂上被陈远用示波器读数压住，当着全班面，基础被扒得干干净净。那次之后他没再来上过课。今天他站在培训班门口，不是来听课的。

陈远停车，单脚撑地：“有事？”

“罗老板让我跟你说一声。”马小军把那张纸递过来。

手写的通知。字迹歪歪扭扭，像是不常写字的人硬撑着写完的。但内容很清楚：

「本培训班与恒达电子合作多年，电脑配件及维修服务均由恒达提供，请学员及家长周知。」

措辞很讲究。“合作多年”——恒达和新希望培训班到底有没有合作、合作了多久，谁也不知道。但写在纸上、贴出来，就成了事实。“请周知”——公文用语，翻译过来就是“不用你同意，你知道就行”。

陈远读完这两行字，抬起眼。马小军还在看他，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挑衅，是紧张。他紧张的不是陈远会怎样，是罗文斌会怎样。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被人当枪使，办砸了回去不好交代。

“罗老板说，你们贴查分通知的时候，这张也得贴旁边。”

陈远没接。

他看了一眼纸上的措辞。这不是要阻止查分服务，是要在查分服务旁边贴上自己的招牌。让每个来查分的家长都看见：这地方，恒达也有份。培训班做查分，恒达在墙上挂着——以后方老板要进配件、要做维修，想起这一茬，心里就得掂量掂量。

“那你贴吧。”陈远说。

马小军愣了一下：“你让我贴？”

“罗老板让你贴的，你当然得贴。你是他手底下的人，他发话你敢不贴？。”陈远看着马小军，语气很平，“但贴哪儿是你的事。楼梯口是培训班的地盘，方老板不同意，你贴了他会撕。你要是想贴到巷口电线杆上去，那是公共地方，没人管你。”

马小军的表情变了。

不是恼怒——是那种被看穿了处境的人才会有的表情。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攥着纸的手松了松，纸张在晨风里扇了扇，发出很轻的哗啦声。

陈远知道他在想什么。跟在罗文斌后面跑腿，被派来贴通知、传话、当挡箭牌，这些活儿干好了没功劳，干砸了得挨骂。罗文斌让他贴到培训班门口，他不敢不贴。但他也怕跟方老板正面冲突——方老板是本地人，开培训班这么多年，在县城人缘不差。为了两张通知得罪一个老邻居，不划算。

“我就是带个话。”马小军说，声音比刚才低。

“话带到了。我听见了。”陈远推车往里走，肩膀擦过马小军的肩。

走出几步，他回头补了一句：“第二节是下午的课，主板和显卡。你要想听，换个位子坐——别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看不见示波器。”

没等马小军回答，推着车进了楼道。

楼道里很暗。老式居民楼的楼梯间采光全靠楼梯口的门。车子推过水泥地面，前轮碰到第一级台阶，当的一声。陈远把车锁在楼梯下面，往二楼走。走到拐角处，透过楼梯间的小窗往下看了一眼。

马小军还站在巷子里。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纸。然后转身，朝巷口走了。不是往楼梯口来，是往巷口去。

陈远收回目光，继续上楼。

马小军这个人的处境，他看得清楚。不是忠不忠于罗文斌的问题——是在县城这种地方，一个二十岁出头、没什么学历、想在电脑这行混口饭吃的小伙子，他能跟的人就那么几个。跟了谁，就得听谁的。这不是忠诚，是生存。

但生存不等于不思考。马小军在课堂上被压住的那次，他的反应不是恼羞成怒，是沉默。沉默通常意味着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他认了，要么他在想。今天他把通知贴到巷口电线杆上而不是培训班门口，这个选择本身就在说话——他在罗文斌的命令和自己的判断之间，选了一个折中。

这个折中，以后可能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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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上楼的时候，方老板已经在培训班里了。

教室里没开全灯。只有前台那盏日光灯亮着，照出一片白惨惨的光。方老板蹲在后排那批新机器旁边，手里拿着一块主板检测卡，卡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他穿着件灰色的旧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背上沾了一点机箱里的灰。

地上摊着三台主机，机箱侧盖都拆了，并排摆着，像手术台上的病人。一台的CPU风扇被拆下来放在旁边，一台的内存条拔了一半，还有一台主板上插着检测卡，排线接得整整齐齐。

方老板听见脚步声，没回头：“门开着的。”

陈远走过去，蹲下来看那三台机器。最左边那台检测卡跑码正常，数字跳得很稳。中间那台内存条是新的，64M，金手指在日光灯下反光。最右边那台机箱上贴了一张黄色便签纸，写着：查分专用。

“你说的那台查分专用机，我从这批里面挑了一台最稳的。”方老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裤子膝盖位置印出两团浅色灰印。“硬盘、内存、主板我都跑过一遍，没毛病。网卡单独测了三次拨号，线路能通。刚才跑了一遍全流程，从拨号到登录省招办网站，页面能打开。”

他顿了顿，指了指地上另外两台：“剩下五台，也测了。两台有坏道。这两台——跟上次你说的一样。”

陈远抬起头：“和上次那批一个毛病？”

“一个毛病。老周那边回话了，兴达电子这批货确实有批次问题。省城那边有人在压价出，按配件走，装机之后不负责。”方老板的语气很平，但“不负责”三个字咬得比别的字重，像是从牙齿缝里一个一个挤出来的。

“老周”是上次电话里方老板提到的那个朋友，在县招生办。这个人既能提供查分系统的技术信息，又能摸到配件渠道的动静——他的信息网络比方老板自己伸得远。

陈远蹲下来看那台查分专用机。机箱侧面贴着配置单，方老板的字，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奔腾II 350，64M内存，硬盘6.4G，网卡56K。在1999年的县城，这台机器算是顶配。方老板从这批新机器里挑了最好的一台做查分，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态度。

“兴达那边怎么说？退换还是补差价？”

“老周说兴达不认。这批货按配件走，装机之后不负责。”方老板重复了一遍“不负责”三个字，声音比刚才多了一点硬。“也就是说——我们拿到手的配件，装机之前可以退换。装上了，出了问题，自己扛。”

陈远站起来，膝盖咔嚓轻响一声。蹲太久了。

“那就先放一边。查分的事优先。通知写好了吗？”

方老板从前台抽屉里拿出一张红纸。

红纸黑字。毛笔写的，不是打印——方老板的字比马小军那张通知上的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楷书，端正，每个字的大小都差不多。内容简洁明了：

「高考查分服务

放榜当日开始

收费：五元/人次

凭准考证查询

地点：培训班二楼」

通知下方，用小字额外加了一行：

「本服务由新世纪电脑培训班提供，不存储考生成绩数据。」

最后这一行字让陈远多看了一眼。

这是他昨晚在零号方案里删掉的内容——数据不留存的承诺。他没跟方老板说过。昨晚电话里他只讲了需要一台机器、一张通知、一次测试。数据安全的事，还没来得及细讲。但方老板自己把这行字加上了。

“数据不留存——这条写得好。”陈远说。

“是你提醒我的。”方老板把通知放到桌上，用手掌抚平红纸边角。“昨天在你院子里，你说查分那天机器不干别的，专门查分。我当时没细想。后来写通知的时候才转过来——你那个意思是，这台机器不能存东西。查完一个就清掉，不给别人留把柄。”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样东西：一个崭新的硬壳笔记本。封面是棕色人造革的，上面印着“工作记录”四个金色字，字有点歪——乡镇企业小印刷厂的水平。翻开，内页是普通横格纸，但有人在上面用手绘了表格。

准考证号、姓名、查询时间、成绩领取签字——每一栏都画好了。表格的横线用尺子比着画的，笔直。竖线稍微有一点歪，但不影响使用。每一格的宽度都留得刚好，够写下一串准考证号和一个签名。最后一页右下角，用铅笔写了几个小字：陈老师查分流程待确认。

“林巧昨晚画的。”

陈远翻到第一页。林巧的字很工整，横平竖直，每个字的间距都差不多。表格最上方一行空着，只写了“日期”两个字——具体哪天的日期，要等查分当天再填。这种细节说明她想得周全：登记本不可能提前写好日期，因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临时调整。

“她说查分那天她来登记。”方老板在旁边说，“我说行。前台本来也是她盯着。她说动线图她也画了一个，从楼梯口到二楼门口到教室里面到后门出去，一条线画完了。等下你自己问她。”

陈远合上本子。

昨晚他在房间里对着零号做了半个小时的方案裁量，删掉缓存方案，加上风险规避条款，以为自己已经把执行细节都考虑全了。但早上到了培训班，发现方老板挑了最好的机器，林巧画了登记本，门口的通知上已经写好了免责声明——这些不是他吩咐的，是他们自己做的。

方老板从“你说，我做”变成了“你说，我们一起做”。

这里面有信任，也有风险。信任的部分是：方老板开始把查分当成自己的事，不再是“帮陈远搞个服务”，而是“培训班要做的事”。风险的部分是零号昨晚提示过的那句话——一旦查分出现问题，方老板的投入程度会转化为对等的失望。他现在有多积极，翻车之后就会有多愤怒。

“怎么了？”方老板看他沉默，问了一句。

“没事。”陈远把登记本放到前台桌上。“我在想测试流程的事。上午把机器再跑一遍，下午全流程模拟。林巧说她画了动线图——我等下跟她对一下。”

“行。你先看看通知贴出去之前有没有要改的。”

陈远又看了一眼那张红纸。

“通知没问题。但有一件事得提前定——查分当天万一断线，备用方案是什么？”

方老板想了想：“老周那边有备用电话线。招生办那几天也在准备查分的事。”

“能用？”

“能。但得提前打招呼。”

“那今天打。”陈远说。“还有一件事——查分当天，培训班正常上课吗？”

方老板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他显然没想到。查分服务放在培训班二楼，如果同时上课，学员和家长挤在一个空间里，动线会乱。如果停课三天专门做查分，那三天的课时往后补——学员同不同意，是另一个问题。

“停课。”方老板想了五秒钟，给出了答案。“7号到9号。那三天的课后面补。学员那边我来说。”

“行。”

方老板说完，转身上了趟洗手间。脚步很快。

日光灯嗡嗡轻响。陈远站在前台旁边，看着桌上那张红纸通知。红纸的颜色很正，是大红——县城文具店里卖的那种最普通的红纸，一块钱三张。方老板用了自家写春联的毛笔和墨汁，字迹清晰，没有涂改。通知上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但最后那行小字——“不存储考生成绩数据”——会在查分当天被很多家长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在意这行字的含义，甚至不会注意到它。但一旦有人问起“你们会不会存成绩”，方老板可以指着这行字说“通知上写了的”。这种细节，在不出事的时候是锦上添花，在出事的时候是护身符。

方老板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卷透明塑料膜。就是那种铺桌子用的软玻璃，县城日杂店论米卖的。

“差点忘了这个。”他把塑料膜放桌上。“等一下贴通知的时候蒙在外面。上次巷口贴的招生广告，下雨淋了三天，字都花了。”

陈远看着那卷塑料膜。很薄，透明的，边角卷起来，在日光灯下反出细细的光。

他想起昨晚零号分析里的那句话——“方老板今日反应：从被动配合到主动要求”。现在不只主动要求了。他挑了机器，写了通知，加了免责声明，准备了防雨膜，还让林巧画了登记本。一个四十多岁的培训班老板，在不到十二个小时内，把一个口头承诺变成了一整套可执行方案。他的投入程度已经超出了“支持”这个范畴，开始进入“合伙人”的地带。

这个变化，比查分方案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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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刚过，陈远和方老板下楼贴通知。

方老板一手拿浆糊，一手拿通知。浆糊是用面粉兑水搅的，装在一个旧玻璃瓶里，瓶子外面裹了半张报纸，防烫。陈远跟在后面，手里拿着那卷透明塑料膜和胶带。

巷子里已经有人在走动了。对面杂货铺的老板娘正在拉卷帘门，哗啦啦响。隔壁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白气，包子味儿顺着巷子飘过来，和浆糊的酸味儿搅在一起，不怎么好闻，但很熟悉——县城早上的味儿。

走到楼梯口，他们看见马小军还站在那儿。

他手里的那张恒达通知已经不见了。

方老板看了他一眼：“你贴哪儿了？”

马小军指了指巷口的电线杆。那张恒达的通知贴在电线杆上，旁边是半张没撕干净的租房广告，纸张边缘被露水浸软了，微微翘起来。浆糊还没干透，在晨光里泛着湿痕。

方老板没说话。

他把培训班查分通知贴在楼梯口最显眼的位置——正对巷子入口，高度刚好是家长站着能平视的地方。贴之前他用手掌把墙面上的灰扫了一遍，然后刷浆糊——先刷四角，再刷中间，浆糊涂得薄而均匀。红纸黑字的通知贴上去之后，他用手掌从中间往两边压了一遍，把气泡推出去。最后从口袋里摸出那卷透明塑料膜，覆在通知外面，四个角用胶带粘牢。每个角粘了两道胶带——一道横，一道竖。防雨。

陈远看着他做这些。方老板的手很稳，胶带撕得干净利落，没有一丝歪斜。他蹲在楼梯口给一张通知贴防雨膜的时候，巷子里有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铃铛响了一声。方老板头也没抬。

他不是在保护一张纸。他是在保护一个机会。

贴完之后，方老板站起来，后退两步看了看整体效果。红纸黑字，外面蒙着透明膜，在早晨的阳光下很显眼。他又看了看巷口电线杆上马小军贴的那张恒达通知——白纸黑字，贴在电线杆上，纸张被风一吹轻轻扇动。红纸对白纸，毛笔字对手写字，防雨膜对裸贴。两张通知，隔了二十多米巷子，朝向不同，但内容都在说同一件事：这地方，有查分服务。区别在于，一张写着“恒达在”，一张写着“培训班在做”。

方老板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对马小军说：“你回去跟罗老板说。他的通知我看见了。培训班没有撕他的。但培训班的事，按培训班的规矩来。学员来上课、来查分，是他们自己选的。”

这段话他说得声音不大，但咬字很清楚。不是威胁，是一个中年生意人在跟一个二十出头跑腿的小年轻表明态度。方老板的态度不是“我要跟你斗”，而是“我不会让你替我做主”。语气里带着分寸感——给罗文斌留了面子，但没留进培训班二楼的楼道。

马小军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陈远一眼。

不是瞪——是那种想说什么但咽回去的眼神。嘴唇动了一下，然后抿住。他把手插进裤兜里，继续往前走。走到巷口的时候拐了弯，人看不见了。

方老板收起浆糊瓶子和胶带，看了一眼陈远：“走吧，上楼。上午还要把备用方案写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和平时一样了——不是刚才对马小军说话时那种正式的口吻。方老板在切换模式：对外人，说话有边界；对自己人，不用端着。他现在开始把陈远放在“自己人”这一边了。

上楼的时候，陈远走在后面。楼梯很窄，两个人不能并排走。方老板的脚步声在前面，踩得楼梯板咚咚响。走到拐角处，陈远从楼梯间的小窗往下看了一眼。

巷口电线杆上，马小军贴的那张恒达通知在晨风里轻轻晃动。旁边那半张租房广告被风吹得翘起一个角，露出下面的水泥本色。

二十多米外的楼梯口，培训班查分通知被透明膜裹得严严实实，纹丝不动。

两张通知，两种态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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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半，上午的课开始了。

学员不多，七八个人，比第一节少了三个。马小军不在——这在意料之内。他刚被派来贴通知做试探，这时候出现在培训班里，脸上挂不住。陈远扫了一眼座位，发现有两个上次没来的新面孔，坐在第二排，面前摊着笔记本，笔已经拿好了。

谢勇来了。他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一个本子，上面记着上次陈远教的跳线判断方法——第几引脚对应什么信号，什么电压值算正常，什么码表值对应什么故障。旁边画了歪歪扭扭的主板草图，芯片组位置、IDE接口、PCI插槽，比例不对，但标注很清楚。谢勇的字不好看，但记的东西是对的。

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深绿色的旧T恤，领口有点变形，但很干净。袖子卷到肩膀，露出两条结实的前臂——修车修出来的肌肉线条，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不一样。

这节课讲主板和显卡。

陈远用培训班的旧主板做示范。他从后排那批新机器旁边拿了一块有问题的板子——是昨天方老板测出来的坏道硬盘那台机器上拆下来的，主板的IDE接口有问题，数据线插上去接触不良。

“这块主板的问题在接口，不在芯片。”陈远把主板放到示教台上，让学员轮流上去看。“IDE接口里面的金属触点，有一根弯了。插数据线的时候如果用力太猛，或者角度不正，就会把触点顶弯。一次弯了不修，继续用，接触不良越来越严重，硬盘就时好时坏——有时候启动正常，有时候BIOS里都认不出来。”

他让每个学员都拿检测卡上手跑一遍。检测卡的码值跳到一个固定的错误码，他一个个解释：这个码对应IDE控制器初始化失败，说明问题不在硬盘本身，在主板的接口或者南桥芯片的线路。

讲到一半，他叫谢勇上来。

“你把这块主板拆下来，换一个IDE接口，重新插显卡，上电跑一遍检测卡。”

谢勇站起来，走到示教台前。他没有紧张——和上次在院子里聊天时那种沉稳一样。他先把主板上的电源线拔掉，然后拆数据线、拆螺丝，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做两遍：第一遍自己确认，第二遍才动手。这是在修车棚里干活养成的习惯——修车的零件装错了要人命，修电脑装错了最多烧块主板，但习惯改不了。

他换到备用的IDE接口，重新插上数据线，把显卡装回去，接上电源，按下开关。

检测卡跑码。数字跳了几下，稳稳停在一个正常码上。

后排有个学员小声说了句“可以啊”。

谢勇把检测卡的读数给陈远看。陈远看了一眼，点点头。谢勇把主板放回原处，关上示教台的电源，转身回座位。经过第三排的时候，那个说“可以啊”的学员朝他竖了个大拇指。谢勇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陈远注意到方老板站在教室门口。他没进来，就靠着门框看了一会儿。他看的不是陈远讲课——是谢勇动手操作的那一段。看完之后，他没出声，转身走了。

课后学员鱼贯而出。谢勇留在座位上，把检测卡的使用笔记补充完整——他在刚才操作的步骤旁边加了两个注释，一个关于IDE接口电压的读取时机，一个关于检测卡错误码和蜂鸣器的对应关系。字不好看，但逻辑清楚。陈远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你让我今天来上课，不只是为了上课吧？”

谢勇把笔帽套上，抬起头。他问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不是质问，是确认。

“查分那天需要人维持秩序。”陈远说，“我这里队伍排起来，家长围在楼梯口，万一有人找麻烦——报警之前得有人在现场扛住五分钟。你扛得住。”

谢勇把本子合上，塞进裤兜里。动作和上次在院子里一样，稳而慢。

“行。哪天？”

“七月七号到九号。三天。”

“我来。”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没问报酬。不是说钱不重要——是他听懂了这个请求的意思，这次是要让他当第一道防线。陈远在院子里跟他说过的那句话——“不是投机碰运气”——谢勇记住了。现在陈远在做的事，印证了那句话。谢勇同意这件事，是因为他觉得这事靠谱。

“到了那天，你有应急预案吗？” 谢勇问道；

“什么应急预案？”

“万一有人插队吵起来，或者有人不排队从后门挤进来。楼梯口那边最窄，超过十个人就开始堵。你总得有个人在楼梯口拦着不让人挤。我站那儿可以，但得有规矩——什么人能先进，什么人要等，你提前写个条子给我，我到时照章办事，不跟人吵。”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认真。谢勇在修车棚里跟人打过交道——来修车的人有讲理的，有不讲理的。对待不讲理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规矩写得清清楚楚，不给对方狡辩的空间。嘴皮子仗打不赢，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对方就没话说了。

“行。晚点我把秩序维持的细则给你一份。”

“写简单点。”谢勇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肩关节咔嗒响了一声。“字太多我看不全。”

“好。”

谢勇走出教室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他看了一眼贴在教室墙上的查分通知备份——方老板多写了一份贴在黑板旁边，内容一样，但没蒙塑料膜。红纸黑字，在白色墙上很显眼。

“五块钱查一次——三天能查多少人？”

“估计两百到三百。”

谢勇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千到一千五。这个数字在1999年的县城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

然后点了点头，没说别的，就走了。脚步踩在楼梯上，一步一步，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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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多，陈远在培训班前台吃盒饭。

盒饭是方老板让人从楼下小饭馆端上来的——青椒肉丝盖饭，米饭上多浇了一勺菜汤，油亮亮地浸进饭粒里。林巧在旁边的桌上整理报名表，一张一张翻，偶尔用铅笔在表格边上做个标记。方老板在里间打电话，声音从虚掩的门缝里传出来：“……对，备用电话线。不是培训用。高考查分。七号到九号，用三天。费用按你规矩来……”

他在跟老周或者某个有电话线路资源的人谈备用线路。方老板打电话时语速不快，每句话之间停一下，给对方回话的时间。这是一种老派生意人的习惯——不像后来那些抢着说“行不行”的销售。他知道商量事情不能催，催出来的答复不牢靠。

楼梯口传来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脚步——两个人。一个走得稳，一步一步踩在楼梯板上，声音很实。另一个脚步轻一点，跟在后面，步子碎而快。两个人的脚步节奏不一样：一个是走路的，一个是追着走的。

其中一个声音陈远听过：罗文斌。

罗文斌走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不是假笑——是那种生意人见到熟人时的自然笑容，嘴角的弧度不大不小，刚好让人觉得“这人挺好说话”。他穿着一件白底细蓝条纹的短袖衬衫，料子比上回那件灰T恤好一些，领口挺括，像熨过的。左手腕上多了一块表——银色表带，表面不大，在日光灯下反了一下光。陈远认不出牌子，但1999年县城里戴表的人还不多，戴得让人一眼能看见的表就更少了。

身后跟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恒达电子的蓝色工作衫。工作衫是新的，折痕还在胸口位置，像刚从包装袋里拿出来。小伙子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超市那种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两卷东西，撑得袋子鼓起来。

“方老板——”罗文斌朝里间喊了一声，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让方老板能听见，又不会让人觉得他在吆喝。“路过，上来看看。听说你们要搞高考查分，好事啊。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他让身后的小伙子把塑料袋放到前台上。塑料袋落在台面上，发出很轻的“咚”一声——东西比看着沉。袋口张开，露出里面的内容：两卷打印纸。针式打印机用的连续打印纸，两边带齿孔，纸面微微泛黄。1999年县城培训班和打印店最常用的物料，一卷十来块钱，不贵，但实用。

“查分肯定得登记，登记得用纸。我这儿正好多两卷，给你们用。”

罗文斌的语气很随意，像顺路给邻居带两棵葱。说完他扫了一眼培训班的环境——从教室的课桌到后排的新机器，再到墙角那台查分专用机。机箱侧盖上贴着黄色便签纸，“查分专用”四个字很显眼。

他的目光在陈远身上停了不到一秒。

不到一秒——就是扫过去的时候正好经过陈远面前。停顿的那一瞬间短到，如果不是专门盯着看，根本注意不到。然后目光移开了。没有对视，没有打招呼，没有提名字。

他没有提马小军早上那张通知的事。没有提陈远让学生“换个位子坐”那句话。没有说一句威胁的话，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方老板从里间走出来。话筒没挂，用手捂着话筒底部。他看了一眼塑料袋，然后对电话那头说了句“稍等”。

“罗老板客气了。两卷纸多少钱？”

“送你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罗文斌摆了摆手，动作很自然。“我这个人，最不喜欢争来争去。你有生意做，我也有生意做，大家各做各的，挺好。”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对方老板说。话中间有个细微的停顿——在“你有生意做”之后。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只有半秒。但在这个半秒里，他的目光再次扫过陈远面前那个硬壳登记本。

林巧画的登记本。棕色人造革封面，翻开的那一页写着“准考证号”“姓名”“成绩领取签字”。表格最上方“日期”两个字还没填。罗文斌的目光在那页登记表上停了一拍——比看陈远那次久。然后他收回目光，转身。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查分那天要是纸不够，跟我说一声。”

他下楼的时候，脚步声和上次一样稳。每一步都踩实了再迈下一步。那个穿蓝色工作衫的小伙子跟在后面，一步不落。两个人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咚咚咚响了一阵，越来越小，最后被楼下巷子里的自行车铃铛声盖住了。

楼下传来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嘉陵摩托那种特有的突突声，怠速不稳，轰了两下油门才稳住。声音渐渐远去，拐出巷口，消失在新华路的方向。

方老板走过去关上培训班的门。门合上的时候，锁舌咔哒一声，很清脆。他回来的时候把塑料袋推到桌子一角，袋子发出窸窣的响声。

“他这是在告诉我们，他盯着。”

林巧抬起头，看着那个塑料袋。她的笔停在报名表上，笔尖压着一个名字的最后一笔，没抬起来。

“纸收不收？”

“纸收。”陈远说，“送上门的东西不要白不要。但登记那天别用他的纸——用我们自己的。”

方老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嘴角有一点不太明显的弧度——不是笑，是那种“懂了”的表情。他把塑料袋拎起来，放到前台下面的柜子里，关上柜门。两卷恒达送的打印纸，连柜门都没出就进了冷宫。

里间的话筒里传来声音，方老板快步走回去接电话。

林巧收回目光，继续整理报名表。但她用铅笔在表格边上写了一行小字——陈远余光扫见那行字：纸，自有。写在“备注”栏里，字很小，但写得很用力，铅笔芯断了一点尖。

---

下午两点，查分全流程模拟测试开始。

陈远坐在查分专用机上。机箱的风扇嗡嗡转，声音比方老板测的那几台新机器小——方老板挑的时候确实挑了好的。显示器是一台十四寸球面CRT，屏幕微微泛黄，但显示清晰。桌面图标排列得很整齐：我的电脑、网上邻居、拨号网络、IE浏览器。浏览器图标右下角那个小地球标志在1999年还算新鲜东西，县城里没几个人真正用过。

方老板在旁边站着，手里端着搪瓷杯子，里面是浓茶，茶叶占了杯子三分之一。他站着的位置刚好能看到屏幕又不会挡住陈远的操作。

电话线拨号。调制解调器的握手音从音箱里传出来——滋啦滋啦的杂音，然后是高音低音交替的嘟嘟声，像两个机器在用听不懂的语言讨价还价。握手音拖了将近二十秒才连通。这已经是县城最好的线路了，但和后来宽带时代一秒连接的速度相比，二十秒的拨号等待长到让人误以为电脑死机了。

登录省招办网站。页面很简陋——白底黑字，两张表格，一个准考证号输入框。表格一是“高考成绩查询”，表格二是“录取信息查询”。没有验证码，没有动态口令，连背景色都没有。左上角有一个招办的红色公章图案，像素很低，边缘模糊，像复印了好几次的复印件。和零号昨天预估的一模一样。

陈远输入一个模拟准考证号——他提前编了十个模拟号，格式和真实准考证号一致，但号码本身是无效的。页面加载用了九秒。右上角的加载图标转了几圈，然后页面刷新，跳出四个字：查询失败。

“太慢。”方老板说，搪瓷杯子搁在桌沿，杯底磕出一声脆响。“查分那天线路挤，可能更慢。”

“所以不能一个一个查。”

陈远关掉浏览器，打开零号准备好的批处理脚本。脚本是基于Windows 98的批处理文件，调用拨号网络的命令行参数，自动拨号、自动提交表单、自动读取返回结果，然后——立即关闭页面。不缓存任何数据，不写本地日志，每次查询都是独立的拨号会话。

“每次查询单独拨号。就算上一个卡住，下一个不受影响。单次查询控制在十五秒以内——从拨号到返回结果，超过十五秒就重拨。重拨间隔三秒，刚好够调制解调器复位。”

他跑了十次模拟。八次成功——页面返回“查询失败”（因为用的是无效准考证号，这是预期结果），两次掉线重拨。掉线的原因是线路忙音，这在1999年的县城电话线上很常见——下午两点是电话使用的小高峰。重拨间隔设了三秒，调制解调器成功复位，两次重拨后都连上了。

方老板把搪瓷杯子放下，在旁边的本子上记了一笔：“下午两点线路掉线率两成。建议查分当天避开这个时间段，或者备用电话线切换。”他写的是“两成”，不是“20%”——方老板的习惯，记东西用口语，不用数字。

林巧在旁边用那个硬壳本子模拟登记流程。

她没有真的登记——没有考生。但她用自己编的十个“考生信息”走了一遍：核对准考证号→输入查询→等待返回→读取成绩→在登记本上填写成绩→请“考生”签字→指引从后门离开。每一步都模拟一遍，连签字的笔都准备好了——一支黑色圆珠笔，放在登记本旁边，笔尖朝外。

她昨晚画的那张动线图摊在前台上。用铅笔画的，线条很细，画了改过几次，有些地方有橡皮擦擦过的痕迹。图上标注得很清楚：楼梯口取号→二楼门口检查准考证→进入教室排队→前台查分→登记领取成绩→后门离开。从前门进，后门出，单向流动。楼梯口放一个人，教室门口放一个人，后门口放一个人。

“后门通楼梯吗？”谢勇问。

他已经开始进入维持秩序的角色了。站在前台的另一侧，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眼睛盯着林巧的动线图，眉毛微微拧着——和陈远在院子里聊天时那种放松的状态不一样。

“通。是一条窄巷，出去能绕到新华路后面。”林巧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上面画了新希望培训班所在那栋四层小楼的平面图。一楼是五金店，二楼是培训班，三楼四楼是住户。后门在一楼五金店仓库旁边，平时堆着些纸箱和木板，但能过人。“方老板跟一楼五金店老板说好了，那三天后门开着。”

谢勇看着平面图，伸手指向楼梯拐角位置：“这儿放一个人，防止插队。后门口放一个，防止有人从后面挤进来。”他又指了指二楼门口：“这儿得放个桌子。准考证核对完了才能进教室，没证的不能进。核对的人一看证、二看号、三放人——三步不能少。”

他在修车棚里管过排队——逢年过节修车的人多，有人插队直接从工位旁边挤进来，不讲理的还得跟他吵。谢勇处理这种事的经验比在场的任何人都多。

林巧把谢勇说的三个位置标注在动线图上，用铅笔写了三个字：谢（楼梯）、？（后门）、林（核对）。后门位置打了个问号——还没定谁站那儿。

“后门我找个人。”方老板挂了电话走出来，看了一眼林巧的标注。“老周那边有个人。招生办临时的，查分那三天不排他的班。我让他守后门，不用懂电脑，能把人拦住就行。”

测试过程中，陈远不断给出修正建议：

「1. 准考证号校验规则：前四位为年份和地区编码。建议前台核对考生准考证上的地区编码是否在可查范围内，避免外地考生涌入挤占线路。外地考生若不能查需提前告知，避免引发纠纷。」

「2. 备用方案：若拨号线路持续拥堵，可开启午休、晚间等非高峰时段错峰查询。但需提前告知家长可选时段。建议在通知下方补充：午间十二点至十四点及晚间十八点至二十点为查询高峰期，建议错峰前来。」

「3. 现场公告牌：写明‘每人查询时间不超过三十秒，请提前准备好准考证号’。减少登记台停顿时间。」

陈远把第三条念出来。

方老板听完，立刻从教室后排拿了一块小黑板。教室后排堆着的教学用具里，小黑板是最常见的——平时用来写课程安排和上机注意事项。他找了支粉笔，把陈远建议的内容写上去。粉笔字比他毛笔字差一点，但够大够清楚：

查分须知

一、请提前准备好准考证号

二、每人查询时间不超过三十秒

三、成绩仅供本人核实，培训班不留存数据

四、凭准考证登记领取成绩，请依次排队

写完第四条的“队”字，粉笔啪一声断了。方老板蹲下来捡起断掉那截粉笔，用断口继续把最后几个字补齐。然后把小黑板靠在前台桌子边上，正对门口。

“明天再写一块大的。这块太小。”

他看着黑板上的字，又看看摆在桌上的登记本、动线图、备用电话线的联系方式、谢勇的秩序维持位置——所有这些在十二个小时前还不存在的东西，现在全部摆在眼前。查分服务从一个念头变成了一整套可执行的步骤。

窗外是下午三点多的阳光，照在新华路的水泥路面上，泛出一种灰白色。从培训班二楼看出去，能看到巷口电线杆上那张恒达通知——又被风吹歪了一点，但浆糊还在，没掉。

---

傍晚六点多，陈远回到家。

推开院门的时候，葡萄藤的叶子在夕阳里泛着暗绿色。昨天晚上的风把藤架上一根细竹竿吹歪了，斜斜地耷拉着，搭在旁边那根粗枝上。院子里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味，混着厨房飘出来的油烟——青椒下锅爆香之后的那种呛辣味儿，闻着就开胃。

李淑兰在厨房炒菜。听见他进门，头也没回：“洗手。桌上有凉茶。”

凉茶是早上泡的。搪瓷茶壶外面凝了一层水珠，壶嘴有点歪，倒茶的时候得扶着。陈远倒了一杯，凉茶带着点苦味儿——李淑兰习惯在凉茶里放两片甘草，说解暑。他端着茶杯在饭桌边坐下。

饭桌上摆着两盘菜：青椒炒肉和番茄鸡蛋汤。青椒炒肉的肉片切得很薄，边缘微微卷起来，酱油色裹着每片肉，青椒炒得刚好断生，还带着脆劲儿。番茄鸡蛋汤的番茄煮化了，汤底泛着淡红色，鸡蛋絮浮在汤面上，撒了葱花。桌上摆了两副碗筷。

李淑兰端上来第三盘：凉拌黄瓜。黄瓜是拍的，不是切的——刀背拍扁了再改刀，断面不规则，更挂汁。多放了蒜。蒜末被醋和生抽泡过，辛辣味里带着酸咸。

“今天怎么样？”她坐下的时候问。筷子在桌上轻轻磕了一下。“那个班上的课，还顺利不？”

“顺利。”陈远扒了一口饭。米饭是中午剩的，蒸过一次，颗粒比新饭稍微硬一点，但更香。“过两天要帮他们搞一个高考查分的服务。用电脑帮考生查成绩。”

李淑兰夹菜的筷子停了一下。

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停——就是筷子夹着菜往碗里送，中途在半空中顿了顿，然后继续夹到碗里，放下来。她放下筷子，抬头看陈远。

“这能收钱？”

“能。一个人五块。”

“那倒是不贵。”她说完，又夹了一筷子菜，放到陈远碗里。是一片青椒炒肉里的瘦肉，她挑过了。“查分的机器稳不稳？你上次说培训班那批新机器有几台坏道。”

“方老板挑了一台最稳的。测了三遍。网卡、硬盘、内存、主板，都跑过了。今天下午模拟了十次查询，八次成功，两次掉线重拨也过了。”

李淑兰听完没说话。她夹了块黄瓜，嚼得很慢。蒜末在嘴里咬破了，辣味散开的那一两秒后，她开了口。

“你那个老板——姓方的——他靠得住不？”

这个问题和她之前问过的那个问题不一样。上次她是问“那个老板怎么样”——问的是这个人。这次她问的是“靠得住不”——问的是关系。一个老板和一个临时讲师之间不需要“靠得住”，只有合伙做事的人之间才需要。

陈远想了想。

“他今天给通知贴了防雨膜。培训班门口贴的查分通知，他自己找了一张透明塑料膜蒙上，四个角用胶带粘了两道。”

他没说方老板人好，也没说方老板对他不错。他说的是一个行为——一个他自己亲眼看到的、能验证的行为。

李淑兰没再追问。

她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回答方老板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告诉她：我是这么判断一个人靠不靠得住的——看他做了什么，不听他说了什么。

她把碗里的番茄鸡蛋汤喝完，站起来收碗。碗碟碰在一起，清脆的瓷器碰撞声。她端着两盘空了的菜碟走进厨房，水龙头开了，水声哗哗响，冲在碗碟上。然后水声停了。

“那个查分——别出错。出了错，人家家长来找，你兜不住。”

李淑兰从厨房门口探出半个身子。抹布还在手里，拧得很干，折了两折。她看着陈远，眼神里不是担心，是认真。

“所以我提前测了三遍。”陈远说。“今天下午跑了一遍全流程。从拨号上网到输入准考证号到登记离开，每一步都模拟了。备用电话线也准备了。应急预案写了。现场秩序维持的人也找好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报一份清单。他说这样，是想让她知道，他不是一拍脑袋就去干了，他有条理。

李淑兰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和上回在饭桌上说“半个月”的时候不一样了。上回是担心里带着不情愿的让步，这回是打量——像看清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东西。她用抹布擦了擦手，把一缕掉下来的头发别到耳后，缩回厨房里去了。

水龙头又开了。这次是刷锅。钢丝球擦在铁锅上的声音，沙沙沙响了一阵。

陈远把碗里最后一口饭扒完。凉拌黄瓜的蒜味儿还留在嘴里，微微发辣。

半个月。他自己定的期限。现在过去了三天。还剩十二天。

十二天后，他要给他妈一个交代——不是交代自己能不能赚钱，是交代自己选择走的路能不能走得通。李淑兰今天晚上没有追问更多，不是不再担心了，是她开始换一种方式观察。从“你说什么我都担心”变成“我看你怎么做”。

这个转变很细微，但陈远捕捉到了。他前世没有好好留意过这些——母亲说话的方式什么时候变了，什么时候多了些白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用商量的语气跟他说话。这一世，他听得比之前仔细。

---

晚上十点。陈远回到房间，笔记本打开，零号界面亮起来。

白色光标在黑底屏幕上跳动，像一颗很小的、不眨眼的星星。

他输入今天的日志：

查分方案落地。方老板配合度升级：主动挑机器、写通知、加免责声明、贴防雨膜、安排备用电话线、协调楼下五金店后门。林巧完成登记本和动线图设计。谢勇确认查分三天现场秩序维护，提出应急预案标准化需求。罗文斌中午“路过”送两卷打印纸，未正面冲突。我的应对：纸收但不用。马小军早上传话，最终将恒达通知贴在巷口电线杆而非培训班楼道——此人执行命令时留有弹性。下午全流程模拟测试：拨号成功率八成，页面加载九秒+，掉线重拨恢复正常。动线方案可行。明天正式张贴查分通知，预计后天开始有家长提前登记。

敲完最后一个句号，他松开键盘。

零号逐行回复。光标从第一行开始往下走：

「1. 查分执行方案：风险可控。已规避数据缓存、线路拥堵、现场混乱三大主要风险点。预估三天可处理查询量二百至三百人次，收入一千至一千五百元。扣除话费和人工成本，培训班可净收约八百至一千二百元。」

「2. 方老板信任度：今日从配合升级到投入。‘贴防雨膜’行为表明他将个人精力与外部形象绑定于查分项目。此举对罗文斌构成信号：方老板已不止是观望者。但需注意——若查分出现重大问题，方老板的投入程度会转化为对等的失望。你在方案中删除缓存方案、加上免责声明的风险规避动作，降低了翻车概率，但未能消除所有不可控因素（如省招办网站意外瘫痪、大面积线路故障等）。建议提前准备对外解释口径，以防意外。」

「3. 罗文斌送纸：行为本质是测试。测试方老板是否收下‘好意’，测试陈远是否沉不住气。反应‘收纸不用纸’判定为合理应对——既不激化矛盾，也不接受对方的符号控制。但需注意恒达渠道优势未破，罗文斌仍有两点可施压：一、配件断供威胁培训班其他业务；二、通过省城代理商挤压方老板进货价格。建议提前摸底兴达电子及其同类代理商。」

「4. 隐藏风险：马小军将恒达通知贴在巷口电线杆而非楼梯口，表明他在执行罗文斌命令时留有弹性空间。此人有可能成为双面信息源，但需评估他跳槽的真实动机和罗文斌对他的控制程度。罗文斌控制手下可能通过工资、人情、威胁等多重手段——马小军的选择弹性不一定等于忠诚动摇，也可能只是自保本能。建议暂不主动接触，观察其在查分期间的行为模式。」

「5. 长期隐患：恒达目前所售配件的上游供应依赖省城两到三家代理商（已知兴达电子一家）。罗文斌的渠道优势并非自建，而是代理权——这意味着他无法控制货源质量，只能被动接受上游出货。今天的兴达电子坏道事件表明，省城代理商可能通过低价处理次品来维持利润。其中，‘按配件走，装机之后不负责’的交易模式，本质是将质量风险转嫁给下游经销商和终端用户。此种行为模式若在省城代理商圈中普遍存在，意味着县城电脑配件的供应稳定性存在系统性风险——不仅是价格问题，更是质量不可控问题。」

「建议：在查分结束后，通过与方老板、老周的信息网络，收集省城代理商名单、主营品牌、账期政策和历史质量问题。这些信息将成为你判断是否与罗文斌长期竞争、以及如何建立独立供应链的基础。」

陈远盯着第5条看了很久。

屏幕上的字在暗房间里发出微微的白光，映在他眼睛里。房间里只有风扇嗡嗡转的声音，和偶尔从窗外传来的远处狗叫——隔着几条巷子，闷闷的。

他想起方老板蹲在地上测新机器时说的那句话——“兴达不认。这批货按配件走，装机之后不负责。”方老板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的无奈多过愤怒。说明他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县城培训班的老板，进货量不大，在上游代理商面前没有议价权，拿到次品只能自己扛。罗文斌做的不只是卖配件——他做的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转手游戏：从省城拿货，在县城卖出，中间的质量风险全部转嫁给买家。

这不是罗文斌个人的问题，这条供应链从根上就已经不干净了。

如果只盯着罗文斌，就算把他挤走了，省城兴达电子那帮人还会找下一个县城经销商。到时候培训班照样得从他们手里拿配件，方老板照样得蹲在地上测新机器有没有坏道。

零号又补了一行：

「需注意：省城代理商若有组织地处理次品或翻新件，你当前依赖的‘技术优势’——维修和装机——长期来看可能被迫参与他们的灰色游戏，或被排除在渠道之外。二选一。前者意味着你默许以次充好赚差价，后者意味着你放弃主流配件渠道另寻出路。两者均非最优解。」

风扇嗡嗡转。窗外蝉声很轻——六月底的蝉还没到最闹的时候，只是偶尔在远处叫一阵，又停了。葡萄藤的叶子微微响。起了一点夜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把桌上的笔记本屏幕吹得微微晃了一下，角度很小。

陈远敲了一行字。

「知道了。先把查分做完。」

光标跳了一下。零号没有补充——它的逻辑判断里，陈远这句话的优先级设定是合理的。查分服务是当前最紧急且最容易出结果的任务，供应链问题是一个中长期隐患，不该在查分前两天分散精力。

他合上笔记本。

屏幕上最后一行字在合盖前闪过——那是零号在1999年6月29日凌晨零点十四分给出的最后一条提示：

「7月7日查分首日。距离‘半个月’期限，还有十三天。」

屏幕暗下去。风扇停了。房间里只剩下窗外葡萄藤叶子沙沙的响声，和很远的地方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

陈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是前年夏天暴雨之后留下的。李淑兰说过要找人来补，一直没补。裂缝在暗光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十五天。

半个月的期限不是他妈定的——是他自己定的。李淑兰只是记住了这个数字。

现在，查分方案落地了，通知贴出去了，团队搭起来了，罗文斌的试探也挡了回去。看起来每一步都踩在了点上。但零号的冷分析把另一幅图画推到了他面前：县城里的对手是罗文斌，罗文斌后面是省城代理商，代理商手里攥着配件渠道——而这条渠道本身，是用次品和免责条款堆起来的。他在县城打赢了罗文斌，不代表能在省城打赢兴达电子。

这场仗，比他想的要长。

窗外的风大了一点。葡萄藤的叶子沙沙响了一阵，又安静下来。

1999年6月29日。凌晨零点十四分。距离查分首日还有八天。距离“半个月”的最后期限还有十三天。

但真正的麻烦——

不是时间。

是人。

陈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墙角蔓延到灯座旁边，被石灰刷过几层，还是能看到。前世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道裂缝，从来没有多想过它。现在他又看到了。

供应链。

这个词在1999年的县城电脑配件市场里，没几个人会认真去想。大家关心的是今天能不能拿到货、价格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客户会不会投诉。但供应链不干净——从省城代理商那里就开始不干净——意味着所有下游的从业者都在一个注定会出事的泥潭里踩水。今天坏的是几块硬盘，明天可能就是一批主板。后天可能是整个县城市场被次品拖垮，家长攒了半年钱给孩子买的学习机，三个月就开不了机。

罗文斌不是这个泥潭的制造者。他只是踩得最熟练的那个。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培训班门口跟罗文斌抢三张通知的位置能办到的。得往上游走。得知道省城那几个代理商到底是谁，他们的货从哪里来，账期怎么算，哪些可以合作，哪些必须绕开。

但现在——先把查分做完。

他闭上眼睛。

夜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吹动窗帘，布角轻轻拂过桌上那本方格纸笔记本的封面。纸张微微掀动，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翻了翻，又放下了。

1999年6月29日。凌晨零点二十分。

---

第二天一早，陈远骑车去培训班的路上，拐进新华路的时候，远远看见方老板站在楼梯口。

不是一个人。

方老板面前站着三个家长。两个女的，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一个穿着碎花衬衫，一个穿着单位发的深蓝色工作服——胸口印着几个看不清的小字，可能是哪个工厂的。那个男的穿着白色旧衬衫，袖口磨得有点毛边，但洗得很干净。三个人手里都拿着纸条——从孩子那里抄来的准考证号。纸条大小不一，有的是撕下来的作业本纸，有的是便签纸，还有一个是烟盒纸的反面。

早上七点不到。比培训班正常开门时间早了将近两个小时。

方老板正在跟他们说话，表情很认真。他手指着通知上的时间：“7月7号开始。今天是登记——你把准考证号留在这儿，到时候来了直接查，不用排队等着写。登记不收钱，查分当天五块。”

林巧从前台拿下来那个硬壳本子。棕色的封面在晨光里微微发亮。她翻开第一页，在表格最上方“日期”一栏填上：1999年6月29日。然后工工整整地写下第一个登记信息——碎花衬衫家长的准考证号和姓名。

陈远停好车，走过去的时候，听见那个男家长在说：“五块钱能查就行。去年我家老大往市里打电话，打了一上午，话费花了快二十，还没查出来。168那个声讯台，排队排半天，听一段音乐又排半天，最后断线了，重打，来回折腾。”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经历过的人才有的烦躁。不是抱怨——是说给旁边那两个女家长听的。两个女家长听完点了点头，表情不惊讶。这种事在1999年的县城不是个别现象。声讯台按分钟收费，排队也计费，打一次高考查分电话花十几二十块话费是常事。最后还不一定查得到。

方老板看见陈远，朝他点了点头。

没说话。但那个点头里所表达的的东西，比任何一句话都清楚，“你看，有人来了”。三个家长提前等在门口登记准考证号，这个画面在今天之前只存在于设想里，现在变成了现实。方老板点头的幅度不大，但点完之后嘴角那道不太明显的弧度，是他今天早上第二次露出这种表情——上一次是昨天贴防雨膜的时候。

陈远走过去，站在方老板旁边。他看着林巧在手写登记本上工整地写下第一个家长的准考证号和名字。林巧的字很稳，没有因为被三个人围着看而变形。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把登记本转过来给家长确认——“您看一下号码对不对。”碎花衬衫的家长低头仔细看了一遍，点了点头。

巷子里起了晨风。那张蒙着塑料膜的查分通知在楼梯口纹丝不动。四个角的胶带每一道都粘得很紧，透明膜在风里贴得平平整整，红纸黑字透过塑料膜，颜色比昨天刚贴上去时稍微沉了一点——红纸在阳光下晒过一天，会从大红变成暗红，但字迹依然清晰。

陈远抬头看了看巷口的电线杆。马小军贴的那张恒达通知还在，但已经被新贴的一家租房广告盖住了半边。租房广告是红纸黑字手写的，“有房出租”四个大字，下面贴着电话号码的竖条，竖条上的小纸条被撕走了一半——已经有人打过电话了。风过巷子，吹得电线杆上的纸张哗哗响了一阵。恒达通知被吹起一角，露出下面水泥柱的灰色。浆糊已经快干了。

零号在凌晨给出的最后分析在陈远脑子里转。那句话是推断——基于罗文斌行为模式的概率推断。三个提前登记的家长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意味着罗文斌已经知道查分方案落地的速度。下一次施压，不会只是送纸。

他收回目光。

方老板在旁边跟那个男家长说：“查分那天早点来，七点半就开始。带着孩子一起来也行，但别带太多人——二楼地方不大，人多了站不开。”

男家长点头，收起登记完的回执——林巧用登记本上的复写纸留了底，回执是一张巴掌大的纸条，上面写了准考证号和登记日期。他把回执折了两折，放进衬衫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确认没丢。

三个家长走了。巷子里安静下来。隔壁早点摊的包子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蒸笼从原来的五屉减到两屉，白气也没刚才那么浓了。

方老板转过身，看着楼梯口那张查分通知。沉默了几秒。

“昨天晚上我在想一件事。”他说，没看陈远。“罗文斌送纸，我把纸收了放在柜子里没用。他从巷口看过来，能看到我们这张通知蒙着防雨膜。他也能看到今天早上有家长来登记。”

方老板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他不会看着我们把查分安安稳稳做完的。”

“我知道。”，陈远说道。

方老板转过头看他。脸上充满认真的表情。和昨晚李淑兰在厨房门口看他时的那个眼神有点像，但内容不同。李淑兰看的是“你会不会出事”，方老板看的是“你准备好接招没有”。

“他送纸是试探。我们不接他的纸，他就知道试探失败了。”陈远说。“下一次，他会换方式。送纸是好意，不好拒绝；下一次可能是难题——让你不得不接的东西。比如配件价格突然涨了，比如培训班用的那批新机器的键盘鼠标需要换，货源只有他有。”

方老板听完，点了点头。没有说“那怎么办”，而是说了一句别的话。

“老周那边，已经开始摸省城代理商的底了。兴达不是只有一家。省城做配件批发的有三四家，政策不一样。有的按配件走不负责，有的保三个月。有一家叫汇联科技的，据说保半年，但拿货价高一成。”

“你让老周摸这个？”

“昨天你说那批坏道硬盘的事之后，我让他摸的。”方老板把浆糊瓶子和剩下的胶带收进一个塑料袋里，语气很自然。“因为我买了六台新机器，两台坏道。我不是只买这一次，以后还得进货。不能次次都被人当傻子。”

陈远看着他。四十多岁的培训班老板，蹲在地上测新机器、在通知上写免责声明、让老朋友摸省城代理商的渠道信息——他做这些事的起点不止为了帮陈远，因为他在和罗文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不被尊重的合作关系，光靠忍是没用的。

但方老板开始做这些事的时机——恰恰是陈远出现之后。陈远推动了他，让他看到了一个可能性：事情可以不按老规矩来。

风过巷子，吹得电线杆上的纸张又哗哗响了一阵，停了。

1999年6月29日。早上七点零四分。

距离查分首日，还有八天。

距离“半个月”的最后期限，还有十三天。

方老板拎着装浆糊和胶带的塑料袋上楼。脚步很稳，和昨天贴防雨膜时一样。陈远跟在他后面，走到二楼拐角处，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口。

电线杆上那张恒达通知，被风吹起了一半，只剩两道浆糊还粘着。旁边的新租房广告也被吹歪了，纸张在风里翻了一面，露出背面的空白。

但楼梯口这张查分通知，在透明膜的覆盖下，纹丝不动。

真正的麻烦——

不是时间。

是人。

（第6章完）